侯宝璋（1893-1967），字又我，安徽凤台人，中国病理学先驱者，医学教育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20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并留校工作。曾留学美国、德国、英国。任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教授、主任，齐鲁大学医学院代院长；香港大学医学院病理系教授、主任、代院长；全国政协四届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实用病理组织学》、《中国解剖学史》、《中国糖尿病史》、《中国牙医史》、《中国天花病史》、《疟疾史》等专著及论文五十余篇。

英国科学家、胚胎生物化学创始人、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指出：“侯宝璋是本书作者当时在中国巡回研究中国科技史所尊重和倚靠的病理学家、解剖学家和医学史学家。”

1979年版、1999年版《辞海》关于“侯宝璋”辞条指出：侯宝璋“30年代发表了我国第一部《病理组织学图谱》，在肝脏病与肿瘤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提出并证明了华支睾吸虫寄生与肝癌发生的关系。60年代和英国卡梅伦（Roy Cameron）教授合著《胆汗性肝硬变》。他对考古学及中国医学史也有研究，发表有关论述十余篇。”

古代齐鲁因杏坛弦歌、稷下先生等的流风余韵，故有苏辙“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这般感慨；至近代新式教育西风东渐，山东出现了“中国最老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尤以医科见长”；齐大医学院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医生和医药学家，侯宝璋是济济多士中的杰出代表。幼年侯宝璋的文化启蒙是私塾先生。侯宝璋少时即心怀桑弧蓬矢，立志做大事。他作别家人，独自步行至怀远，索性到当地一所慈善机构：教会办的民康医院化验室帮工学技，一面谋生一面学习。境遇的驱使竟使侯宝璋与医学结下不解缘，并郑重选择了自己一生的医学生涯。侯宝璋卓尔不群的品性和求知若渴的精神，使民康医院负责人大为感动，决定由医院留用并保送他入含美学校学习。毕业后又被保送至南京金陵大学预备班。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侯宝璋因参加学潮与若干同学一起被校方列入开除名单，但校方宣布：若认罪悔过，便可复学。侯宝璋是有不屈不侮、敢作敢当骨气的；他坚持认为申张正义，维护公理，清白无辜，没有罪过；宁肯失学也不违心伏“罪”。因此被校方开除。侯宝璋义无反顾地再一次回到民康医院化验室。他白天勤恳工作，深夜发愤自学，朝乾夕惕，夙夜匪懈。1916年由民康医院借给侯宝璋少量的钱，再一次保送他入学至北平协和医学校，之后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被褐怀玉的侯宝璋勤勉奋励，品学兼优，而生活方面则含辛茹苦，自律简朴，夏天只有一件背心，晚上洗净凉干白天穿；冬天也只有一件薄被，别人送来衣物，他概婉言谢绝。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侯宝璋如切肤之痛，义愤填膺，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抗议并游行示威。济南学生迅速声援，侯宝璋积极参加了齐鲁大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学生游行示威请愿活动，激情投身“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侯宝璋以秀出班行的成绩和人品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并留校工作。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吞并东北又入侵华北，长城战争爆发。侯宝璋迅即组织战地救护医疗队，自报奋勇、不顾危险亲自奔赴喜峰口等战区支援军民抗日工作，救治伤病人员。1937年“7•7事变”后，侯宝璋随齐鲁大学迁校蓉城，他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特聘教授，但生活甚为清苦；在抗战困难时期，侯宝璋尽其可能从经济上帮助困难学生，有时是隐名向困难学生提供学费，是他们得以继续学业。1938年正为抗日战争动荡和艰苦阶段，侯宝璋以公而忘私和献身医学的精神亲赴贵阳，参加贵阳医学院筹建并担任病理学科研教学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大批华人子弟背井离乡，流亡各地。侯宝璋热心奔走有关慈善机构，负责与教会合作安置了大批青年到大后方就读。道远知骥，世伪知贤。侯宝璋为人休声美誉，守身如玉。老舍初到成都及从美国回北京经香港均住侯宝璋家中；老舍作品在美国出版事宜的信函、汇款，都是从美国寄给香港大学侯宝璋，再由他转北京老舍收。

病理学是研究病因、发病过程及病变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是医学的基础学科。我国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南宋时期宋慈的《洗冤集录》等对病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医与西医病理学两千多年中按照各自模式发展。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病理学在中国的发轫肇始于西医学的东渐西被。1934年，侯宝璋著由中华医学会编译部出版的《实用病理组织学》是中国病理学的肇端之作，是近现代科学意义上中国病理学的嚆矢。由R. W. Raven主编癌百科全书二卷中肝癌病理学一章为侯宝璋专著；他与英国肝病理学权威Cameron教授合著《病理学专论》系列的《胆汁性肝硬变》专著于1961年在伦敦出版。侯宝璋对中华分支睾吸虫与二级胆管性肝癌关系研究、肝汁性肝硬变研究、绒毛膜癌研究、鼻咽癌研究、黑热病研究及中国医学史研究等都有重要的学术贡献。1941年，侯宝璋发现一例来自山区的黑热病患儿，便两次在暑期翻山越岭，路远迢迢到四川西北部地区实地调查，研究黑热病传染媒介白蛉子的分布和利什曼原虫感染流行病学。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条件下，侯宝璋以坚持开展科学研究的执着精神，为齐鲁大学医学院倡导学术风气做出了榜样。他的研究成果见诸美、英、日本等病理学杂志。侯宝璋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际病理学界享有盛名和声誉。1948年，侯宝璋接受英国政府教育部聘请出任香港大学二战结束复校后第一任中国籍的病理学教授兼病理学系主任；1958年他被选为伦敦肿瘤学会第七届委员会执行委员；1960年当选东京第二届国际防癌会议主席团成员；1961年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他被推荐为英国皇家学会病理学会终身委员；他是美国病理学会会员；香港当局医务部病理学顾问。1963年1月26日，从香港回到北京的侯宝璋出席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国家主席刘少奇首先与侯宝璋亲切握手致意。一同受到接见的其他著名科学家还有竺可桢、吴有训、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黄家驷等。1964年12月27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宋庆龄等亲切接见了侯宝璋等出席全国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各位委员。1967年，侯宝璋逝世后，CANCER癌杂志、英国医学杂志（Brit. Med. J.）等均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悼念文章。

“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齐鲁雄藩泱泱大风”，“汲外存中”，“灌输新知发扬科学”，“为国造英雄”，齐大校训校歌营造了那个时代——齐大医学院黉门学人科学救国的精神和为国成才立业的氛围。1921年齐鲁大学成立医学编译部，医学院各科教授、主任兼编译委员会委员。刚毕业留校工作一年的侯宝璋崭露头角，作为青年教师中佼佼者参加了医学编译部工作；是年4月齐大医学院创办《齐鲁医刊》，侯宝璋兼任编辑。该刊是现代医学的渊薮和《中华医学杂志》的前身，声迄四海，影响甚大。1926年，侯宝璋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继之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在Ludwig Pick教授指导下进行病理学的深造和研究；1932年齐大学报改版更名为《齐大季刊》，侯宝璋兼任编辑委员会委员，为六编委之一；1934年，侯宝璋获罗氏基金资助赴伦敦大学热带病研究所留学并进行研究工作。回国后任齐鲁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教授、主任。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国讲学；1947年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赴英国讲学。侯宝璋还是一位杰出的国学学者，尤其对中国医学史研究前无古人，自成一家。开西医学之风后，能用现代医学病理学科学观研究中国医史著述斐然的学者，惟侯宝璋斗南一人。他医史研究的一项工作是在卷帙浩繁的历代文献典籍中搜寻有关疾病的记载和描述，黄卷青灯，博观经典，进而用现代医学作出科学结论。如《为司马相如的病下一诊断（中国糖尿病史）》（1942），侯宝璋研究了文献记载的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病状，认为司马相如身患糖尿病。他还把历代著名诗人描写疟疾病状的诗辑录成册，独辟先河，开物成务。侯宝璋有关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论文和《实用病理组织学》专著现珍藏陈列于香港医学博物馆展览厅、安博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博物馆第二展厅等处。侯宝璋是一位文理贯通、博学多才的病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他与齐鲁大学文学院诸教授时相过从，攀今览古，成金兰之契，如老舍、顾颉刚、钱穆、吴金鼎，商承祚等。他善于以医学切磋文学艺术，又以文化研究医学。科学与艺术的相互鉴借和沟通使侯宝璋还与关山月、黎雄才、赵望云等成为笙磐同音、心照神交，彼此汲取精神创作营养的契友。关山月曾在《羊城晚报》撰文道：“侯宝璋教授善于从画面构思和笔法上提出独到的见解，而使画家从中获益良多。”1986年，关山月为“侯老逝世二十周年”赋诗一首，“怀念侯宝璋教授”：“乱世逢知己，蓉城谊最亲。多才为世重，濡沫见情真。博学兼迷画，崇文更爱人。春晴思故旧，闻笛倍伤神。”吟诗思人，兹情兹意，可见侯宝璋的博学多才、崇文爱人不仅在医学界，而且在文化界所确立的地位。侯宝璋以经师人师、道业出众闻名。他善于把“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行”的教育思想精湛地融会于教学之中，而俾众受用终生。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就某种复杂的病理理论和现象，他可以驾轻就熟地用一、二句谚语、典故加以精辟概括，画龙点睛，揭示真谛，使学生豁然开朗，触类旁通，深为师生称道。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成都华西坝，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女大）、齐鲁大学以及燕京大学集聚同一校园上课。一天下课前一二分钟，侯宝璋忽来兴致，笑对学生说：我有一联，请君试对，上联为：“金男大，金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齐大非偶。”学生们击节称赏，凝思默虑。此事被《新民报》记者披露公开征对，便有几则应征联相对。“校名联”诸类俯拾即是，病理学家侯宝璋深厚文化功力略见一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齐大医学院及齐鲁医院在当时国内规模可观；各学院教授工作、生活条件优越，安居乐业。校方就是否迁校问题举棋不定。齐大董事长孔祥熙主张：为了国家利益和抗日大局，也为齐鲁大学的荣誉，齐大应迁校四川。当时包括侯宝璋在内的齐大医学院诸位教授已接到有关医院、大学的邀请，或留守济南，不随学校入川。大搬迁，蜀道难，教学科研医疗生活条件毫无保障地迁徙办学将何等艰辛。侯宝璋却毅然决然地在抗日战争那极端艰难困苦的非常时期与齐鲁大学同在。他负责组织齐大医学院师生和重要设备仪器标本的转移工作，与大家患难与共、同甘共苦。威望素著、令闻嘉誉的侯宝璋对齐大医学院师生确实起到了稳定、凝聚人心的中流砥柱作用，他作为著名教授入川也对齐大医学院的学术地位起到了维护和加强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侯宝璋应邀赴美国、英国讲学。美国及台湾学术机构和大学向他发出了聘请，但他均未应允，他选择了香港大学。1949年10月1日，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从此站立起来，侯宝璋欢欣鼓舞，他心系北京。1952年，侯宝璋将次子侯健存由香港大学送回内地工作，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医学卫生建设事业。1955年，侯宝璋组织香港大学英籍教授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57年，侯宝璋第二次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中华全国病理学会成立大会和中华医学会年会，并作学术报告。翌年，经侯宝璋安排促成国际著名病理学家、肿瘤病理学权威韦礼士教授(Prof. R. A. Willis）访华。在1960年前后，应国家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的邀请，侯宝璋第三次赴内地进行病理学学术合作与交流活动。1962年，正值国家暂时困难时期，侯宝璋由英国管辖地区香港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北京。为了排除敌对势力的阻挠和台湾特务的加害，绝对保证侯宝璋的生命安全，周恩来总理亲自作了缜密周到的安排；侯健存从英国回国协助；由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内地专人负责。侯氏父子是在夜间由海路护送至澳门，并得到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等亲自臂助，经拱北海关进入内地。在侯宝璋未安全顺利进入内地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将周恩来总理已亲自签署的任命侯宝璋为北京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的电稿暂作保密。侯宝璋的归来对海外侨胞和国际医学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侯宝璋抵广州后受到陶铸、张治中等热烈欢迎和接待。他在接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将余生贡献给祖国”。回到北京后，周恩来、邓颖超接见了侯宝璋及家人，并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款待。陈毅、童小鹏、费彝民在座。周恩来尊称侯宝璋为“侯老”；总理说：“侯老，对你们在这个困难时期回来，我十分饮佩！”“我们闭关自守多年，对外面科技发展、进步很少了解，侯老这次回来可以引进医学新科技，引进人才。”侯宝璋归来时为我国订购了一批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带回了多年收集的珍贵的实验标本及数百份图片资料；他一手建立起了当时国内先进的分子病理学实验室。侯宝璋参加社会活动中也包括了文学艺术欣赏与收藏。老舍曾为侯宝璋赠诗一首：“余钱买字画，斗室傲云烟；心悦为珍品，神游乐自然。”又题道：“幼我兄与予有同嗜，余钱辄换字画，悦心则取，不以真伪年代多自萦绕。”侯宝璋对祖国文化遗产爱护备至，竭尽所能，省吃俭用，收藏了大量流散海外的陶瓷、书画、善本古籍等珍贵文物。他从香港回北京后将其钟爱之物先后分五批尽赠国家故宫博物院珍藏。倾其有而付出，又倾其有贡献祖国，这就是侯宝璋这位杰出爱国知识分子贻厥后人的盛德懿范。